在墾丁遇上了一個日本人，閒談後才知道他原來在香港工作，是日本駐香港的領使的家庭廚師。他很喜歡香港，認為比日本好很多，主要是因為日本經濟差，很難在日本找工作。

問他要多久才能當一個日本菜廚師，他說學會日本菜的基本功夫至少要10年，要完全掌握可能要20年。他自己就做了10年了。他解釋學日本菜很辛苦，你不是跟師傅直接學的，你是看你的師兄做，但你的師兄不會教你，只會叫你做，你是看著學。他曾在七、八家餐廳做過，這樣他就能學得快一點，升得快一點。

他在香港有幾個助手，都是香港人，他跟助手說不應該這樣做，他的助手會不聽他的，說是應該按另一套來做。他說，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日本，他的助手一定會被裁掉，上級說的話，下級不可能不服從。到現在，他已經習慣了香港的工作方式，助手不聽，他都沒問題了。

我叫他比較一下香港和日本的女孩子，他就覺得香港的女孩子有自己的一套，比較獨立。比如說，她們有意見的時候會自己不停地說，不會理你，但在日本，女孩子一定是先聽別人說，而且總是同意別人的說法。我問他，那麼他喜歡香港的女孩子還是日本的。他說兩種都可以。不過他雖然在香港有女朋友，他還是回日本娶了日本女孩子做老婆，我覺得他心裏還是喜歡日本女孩子多一點，而且從他描述香港女孩的表情看來，他對於香港女孩子的獨立、直接的個性還是有點不敢恭維。我則慶幸自己生活在香港，而不是在日本。

墾丁的鵝鸞鼻國家公園接近全台灣島的最南端，位處海邊，以珊瑚石著名。不少中國大陸的遊客跟隨旅行團前來那裏。我站在這公園的海邊欣賞風景的時候，有幾個大陸人來到海邊，其中一個男青年看到海就很興奮，對著海大喊： “太平洋先生!” 我愣了一下，稱呼太平洋為先生?

和那青年同行的一個中年婦人跟那青年說： “我們看一會兒就要回去了，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到了這裏呢。” 聽得出，他們是跟旅行團來到這裡的。那青年回應說： “別理他們，我們自己走。” 婦人說：“你上次就是這樣，累得導遊急得很，差點要報警了。”

我往那青年看了一眼，他大概二十歲, 他就是國內獨生子的典型 – 任性。你要有自由，就不應該跟旅行團，跟了團就要尊重其他人，不能自己想做甚麼就做甚麼，影響團裏的其他人。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都不懂，他真的很差。

剛去了墾丁一趟。墾丁在台灣島的南端，從高雄去只需3個小時的公車，而且公車頻密，又是24小時運行，所以去墾丁的交通算是方便。

墾丁本身不大，最中心的一條大街，叫墾丁大街，十多分鐘就可走畢。墾丁靠海， 有山，有牧場，玩水、看風景都可以。自從電影 “海角七號” 在那裏拍攝和播影之後，墾丁變得更著名，現在已經是一個遊客區，到處都是旅館、食店和賣紀念品的商店，還有夜市。

出發之前，我在互連網上找民宿。為了避開嘈雜的街道，我特意沒有選墾丁市中心的民宿，反而找了一個我以為是個不錯的民宿。那個民宿在它的網站說，它位於各景點的中心，到各景點都很方便，它又位於其中一個叫關山的景點的山腳下，上山只要15分鐘，它週圍都是田園，環境清靜。吸引我的還有它的 “觀星二人房”，房子的屋頂有一個窗口，就在睡床的上面，可以看星。

我是一個愛自然、愛寧靜、愛看星的人，原以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再加上房錢只要港幣200元一晚，很便宜，便訂了房間。到埗之後才發現現實跟之前所想的有一段距離，首先那民宿交通不方便，從最近的市中心恆春市要坐計程車或者自己駕車才到，你要到外面去，也要坐計程車或者自己駕車，因為它離最近的公車站也要十多分鐘的車程，走路是太遠了。那民宿的週圍是田地，它裏面不提供吃的，外面也沒有食店，沒有商店，你如果沒有車子讓你出去的話，你會餓死。

那民宿雖然位處偏僻，但它並沒有我想像般寧靜，它的外面有公路，車輛、電單車經過時，因為地方空曠，車子的聲音遠處傳來，份外響亮。有天早上我還聽到附近的農舍傳來卡拉OK的聲音。

那個 “觀星” 的天窗，有一半給一棵茂盛的樹擋住了，我到埗的第一天晚上，由於天氣不好，天空一點星也看不到。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我不在意間抬頭，卻意外地發現天上有幾顆星，因為地面光亮太大，也看不了多少星，從房裏的天窗看得到的也只有兩、三顆，聊勝於無。

因為我不會駕車，住在那民宿實在太不方便，到了第三天，我就搬去繁鬧的墾丁， 選了一個面海的民宿，轉個街頭就可搭公車、吃東西、逛街，非常方便。這民宿佈置具現代感，有特色。早上從露台看海更是賞心悅目，接近中午時份的海最美麗動人，海水是天藍色的，多層次的，一層一層深下去，而且大海是無邊的，比起香港綠色、以高樓為背景的海景實在漂亮多了。這民宿的房租比之前的那個民宿要貴，要港幣500元一晚，但我覺得物有所值，它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車聲，這民宿的外面是一條街，車子經過時會帶來嘈音，要減少的話就要關窗。

靜土不易覓，要到達便要道路，有道路就有車輛，有車輛便有車輛的嘈音，而且你還要希望你的鄰居不會天天唱卡拉OK呢。

在墾丁時，我的旅館後面有一家 “阿婆小吃店”，它只供應幾樣食物，全部都已經寫在掛牆的白板上。因為經濟實惠，平常都有不少人光顧。它的水餃最好味，是阿婆親自去包，饀料又夠多，其他食物就一般。我就貪它離我的旅館很近，光顧了它好幾次。

第二次光顧是在晚上，我來到店內，看見阿婆和一個穿上圍裙的阿妹正在包水餃 (在台灣，年老的婆婆叫 “阿婆” ，年輕的女孩叫 “阿妹”)，我初時以為她們是母女，因為樣子好像有點像，但她們面對著面，沒有說話，只是不停地包水餃，旁邊電視機開著，電視機的聲音在店裏迴嚮。

我第三次去光顧時，阿妹仍然穿著圍裙，前額的頭髮用髮夾夾著，一副工作的模樣。我點了吃的東西，她就進廚房預備。我吃的時候，店裏沒有其他客人，我就跟她聊了幾句。阿妹知道我是香港來的，顯得有點興奮，告訴我，她來了台灣兩個月，是從印尼來的，之前到過汶萊工作。她來台灣前受過家傭的訓練，包括學中文。我發現她能說幾句中文，主要是和工作有關的，但其它的中文都不會，她不是華人。店裏的電視機長開著，沒事做的時候她會盯著電視機，但只是盯著，她聽不懂。

我來台灣好幾次了，這是我第一次在台灣看到外傭，我想外傭在台灣並不普遍，她一定很寂寞了，在那裏沒有朋友，不像香港，到處都是外傭，可以很容易找到同鄉人。我決定第二天晚上，到墾丁夜市買點小吃給她，算是對她的一種關懷。 結果我買了一隻炭燒章魚，印尼味道的。交給她的時候，她連聲道謝。

回到我的旅館，跟旅館的女主人聊天，原來 “阿婆小吃店” 的阿婆就是她的外婆，她的外公有病，不能走動，所以請了一個印尼的家傭照顧。她解釋，在台灣，要請外傭，只是家裏有老人是不夠條件的，那老人還必須是殘廢的。後來我回到香港，上網找了一點資料，才了解到台灣人請外傭是很難的。外傭分兩種，一種是外籍幫傭，你家中要有三歲以下的三胞胎，或者至少有幾位老人或幼兒 (不同年齡的老人或幼兒有不同的分數，它們加起來要達到一定的分數，你才有資格申請外籍幫傭)，第二種叫外籍看護，是照顧殘廢的老人。那麼阿妹應該屬於外籍看護一類。

那天之後我再碰到阿妹，她正在店外洗東西，我便跟她聊了起來，她的中文不好，我們就用英文談。我問她，喜歡我買的章魚嗎，味道很辣吧。她說，很喜歡，她吃慣辣的。我就問她的情況。原來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十三歲，一個六歲。她很掛念她的孩子，平常就打電話或者發手機短訊給他們。她來台灣簽了兩年的合同，這兩年之內，她每一天都要工作，不得休息，換言之，這兩年之內，她都不能回家探親。她日常的工作除了做 “阿婆小吃店” 的勞務外，還要替阿公洗澡，工作辛苦，但沒辦法，她要賺錢。她一個月的工資有港幣四千多元，但她的頭一年，每個月只能收到台幣1000元 (等於港幣250元)，因為她要還給中介公司她來台灣的飛機票和申請費用。我聽了，覺得她的生活有點像奴隸，她和阿婆阿公一起住，每一刻都是工作的時刻，沒有休息，而且兩年的日子都是這樣，不能回家。再加上她不但要照顧阿公，還要做阿婆店子的勞務，這已經不只是看護的工作了。我叫她之後來香港做吧，起碼香港的外傭可以在星期天和公眾假期休息，一年還有七天大假。幸好，她不是那裏的唯一一個印尼家傭，附近還有兩三個，但願她可以有些同鄉朋友，可以互相照應。

阿妹很堅定，她要賺錢，她要成功，現在的辛苦還是要熬過去。勇敢的阿妹。

那天晚上是我在墾丁的最後一晚，我原來準備再到墾丁夜市買一點小吃給阿妹，途中突然下起雨來，我沒帶雨傘，便連忙跑回旅館附近，到了 “阿婆小吃店” 便進去了，叫了一碗湯麵。阿妹把麵拿上來，放在我面前，叫了我一聲 “阿姐”。我吃完，雨已經停了，我就回旅館。在旅館上網看了一點電郵，正準備回房間，我突然改變主意。

我衝出旅館，往墾丁夜市走去，我買了一串雞肉串燒，印尼味道的。回到 “阿婆小吃店”，交給阿妹。我不知道這天晚上之後，在墾丁還要過多久才會再有人關心阿妹。

離開墾丁的早上，我最後一次到 “阿婆小吃店”，最後一次吃她們弄的美味水餃。我跟阿妹道別，把寫上我的電話的紙條交給阿妹，她把紙條放在她圍裙胸口的袋子裏。

我走出“阿婆小吃店” 。我知道我只是一個過客，阿妹的生活仍然不變。每個人的命運都不相同。

 今天在一個商場看到一個中樂表演，其中一名表演者特別吸引了我的注意，她沒有天之嬌色，但她表演時微笑著，面上有一種從內心發出來的喜悅，我覺得她很美，是發自內心的美。我就此訂下了我的新年目標，就是能夠像她一樣，常常帶著喜悅，有那種從內心散發出來的美。我知道這不易做到，但訂下了目標也好，起碼可以有個目標去奔跑。

 記得上班的第二天，公司便給了黑莓手機，我一看到黑莓的紅燈在閃，便知道我有新電郵了，自然的反應便是去查看。有時候不想看電郵，就甘脆把黑莓反轉，把閃燈蓋住。有黑莓在身，就算是放假，我也會不自覺地去查看電郵。

現在沒有工作，回復以往沒有黑莓的日子，一天只是用電腦查看電郵一兩次，不再隨時隨刻查電郵、一起床就查電郵、一坐下來就查電郵、一有空就查電郵。沒有黑莓的日子，才發現原來黑莓改變了我的生活；沒有黑莓的日子，才重新體會甚麼是正常的日子。

奈何這世界的步伐越來越急促，用黑莓久了，人也漸漸遺忘甚麼是正常的日子。 

 我已往經歷的送別總是和旅途有關，有幾次送別更是刻骨銘心：一個人踏上南美的旅途前，父親帶來水果在巴士站跟我送行；我和姐姐在印度新德里機場分手， 再各奔前程；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機場，我的朋友在禁區前向我揮手送別，直至我在人群中消失；在英國我的宿友伴我坐幾個小時長途車，送我到倫敦機場； 在秘魯Cuzco一個好心的旅館經理半夜送我到長途巴士站，在只有兩三人的車站陪了我幾個小時，直至巴士到來。

但今次卻很特別，這只是我在舊公司工作的最後一天，最後一次在舊公司下班，我走之前跟我的那位同事說再見，她問我：“要我幫忙拿什麼東思嗎?” 我笑說： “不用了，你送我回家吧。” 我只是說笑，想不到，她真的送我到辦公室樓下，還陪我在外面走了一回兒，直至我叫她：“你回去吧”，她才有點不捨的回去。她的不捨我很明白，她這幾天心情都不好，不只是因為我要離去，而是公司裏還有其他人離去，看著同事相繼離去，看著一個團隊變得支離破碎，離去的容易，留下的困難，留下來又感無助的是更難。

 香港社會貧富源殊, 這是常聽到的, 但窮人踐踏窮人? 做了三十多年社工的何喜華就是這樣形容香港的社會現象。他舉了一個例子:  有一次一個七十多歲的阿伯看見他, 就把他罵了十多分鐘, 說他只會幫助那些懶惰人, 幫他們拿綜援, 原來那老伯送外賣的, 一天做足十個小時, 收入只有四千多, 何喜華問那老伯為甚麼他還工作, 不甘脆拿綜援算了, 那老伯解釋他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兒子, 找了幾年工還是找不到工作, 那兒子吃他的, 住他的。

何喜華要說的是窮人在生活上面對的也只是窮人, 因此窮人會罵窮人, 窮人會憎恨窮人。社會對窮人缺乏包容, 連窮人本身對窮人也缺乏包容。

貧窮帶來的是一連串社會問題,包括家庭問題、吸毒問題、青少年問題,要解決最基本的問題,還是要通過提供教育和就業機會,讓窮人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改善生活。雖然如此,我們必須承認社會上有一群不幸的人,他們在年青時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今天社會進步了,需要的技能提升了,他們就被逼做低下的工作。他們沒有錯,他們只是不幸。

 大學的教學理念應該是提供多元化的教育, 培養出會思考、品德健全的青年, 作為社會的未來棟樑。一所不提供哲學主修的大學就等如一所沒有靈魂的大學。可惜的是, 學生今天是大學的顧客, 顧客無知的要求, 大學為了經費, 只能把教學理想丟在一旁, 學生要甚麼, 就提供甚麼。

從新聞得知, 美國的University of Lousiana, Lafayette 廢除了哲學主修, 原因是愈來愈少學生報讀主修哲學。在美國, 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在選擇大學主修科目時, 著重的是讀完這科目, 學生的工作出路會是怎樣。 結果, 美國過去15年, 商科是最受歡迎的主修科目, 公眾健康、環境和生物科也愈來愈受歡迎。隨著亞洲經濟的發展, 美國人修讀中文及亞洲語文的學生也增加了。

根據加州大學(洛杉磯)每年對它的新入學生的調查, 1971年, 受訪的學生中有37%的人認為財政富裕是很重要的, 73% 認為開展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是很重要的, 到了2009年, 學生的價值差不多調過來: 78%的學生認為財富是人生目標, 只有48%認為要追求一個有意義人生。
 
香港這邊的現象更 “怪”。商科一直是大學最多人選讀的科目, 因為讀完後最容易找工作做。2008年, 金融海嘯來臨, 報讀商科的人數立刻下降, 科技大學下跌20%至1487人,與2005年高峰期有3382人報讀有天淵之別，浸會大學也下跌18%，嶺南大學及香港大學則下跌約7%, 同時, 報讀教師這有穩定收入的職業的學生大增, 首三志願（Band A）報讀教育學院的人次增一成。2009年, 受校園驗毒等事件影響，再加上社工是專業人士, 工作相對穩定, 於是便吸引了不少學生報讀社工課程, 競爭最激烈的是城市大學社工課程, 平均五十一人競爭一個學額, 吸引逾三千人報讀。香港的學生真是短視得可憐, 今天市場賣甚麼菜, 明天就去讀那些菜。

其實我們也不能只懂得怪責學生短視, 香港的僱主何嘗不是同樣短視? 他們只問你有無相關的經驗, 有多少年, 做過多少交易, 做過甚麼交易, 你的性格、喜好、其他等等, 他們都不想知。

香港的大學一向以實用科目為主, 人文科學除了一些基本的科目外便沒有其他選擇, 較為冷門的就只有中文大學的人類學系, 至於考古學、發展學、女性研究等, 統統欠奉。

我去泰國參加考古活動時, 遇上一群來自澳洲和紐西蘭的考古學生, 問他們讀完後做甚麼, 他們就回答會做研究, 似乎沒有擔心這些非實用科目的出路。我真的羨慕。一個社會需要多元化的發展, 人也需要多元化的發展, 香港只看重金融、炒股、炒樓, 可悲, 可悲。

 倪匡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 身體有病, 很腫脹。他最近接受訪問, 仍是一副笑哈哈的樣子。

他年輕時曾經加入共產黨, 後來發現共產黨宣揚的理想世界根本不存在。他懂字, 共產黨叫他寫批鬥地主的死刑判決書, 要他寫死刑的原因是地主, 他不明白為甚麼只是地主就要判死, 但他沒有反抗, 照寫。後來來到香港, 一個自由的地方, 他再不回去國內, 一個他認為仍舊是專制的地方。

主持人問他, 為甚麼他總是笑哈哈, 可以放下一切? 他反問, 他本來就沒有東西, 又何需放下? 他解釋, 每個人都有一次是沒有東西, 就是出生的時候, 但他有多一次機會, 他二十多歲來香港, 甚麼都沒有, 那時他可以吃一盒叉燒飯, 紅色的叉燒, 白色的飯, 再加上醬油, 吃下去簡直就像上天堂。人本來就沒有東西, 現在他有的, 他認為都已是白拿的。你也有同感吧, 但你能否把這體會融入生活裏?

他可以笑哈哈, 因為他認為別人說的如果是事實, 你不用發怒, 別人如果是胡說, 你不用理會。道理淺顯吧, 但你做得到嗎?

他不想長壽, 人生七十古來稀, 他只想安安樂樂地離開這世界。安樂死是他想要的, 他不想你祝他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