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本工作營接近尾聲，我變得很高興，因為我就快可以重獲自由了。原來我雖然與人相處時可以表現克制、容忍，但長時間的容忍，我會受不了。在營裏，我經歷了被芬蘭女義工TA埋怨，說我曾經指控批評她，令她非常難過，但我卻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也經歷了日本女生C因我說的一句話而大哭，然後她躲避眾人(見另文)，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營裡的人一起生活就需要容忍，發生這些事後我不再隨意說話，害怕什麼時候我又不知就裡地觸動什麼人的激烈情緒。在營裏，因為日本的義工英文不好，我說英文時要不斷重複、不斷解釋、不斷拉慢地說。同時還要忍耐屋子的不衛生環境，特別是沒出口、沒水沖的廁所。就這樣，15天的容忍夠了，到離開的時候，我感覺釋放了。我知道我嚮往自由，喜歡暢所欲言。

原來營裡的另外兩位較成熟的義工 – 法國人F和芬蘭人TA也覺得在營裡呆久了，會越來越受不住。F認為TA霸道，對她的行為越來越受不了。TA則為了容易讓日本義工明白她說的英文，每天要逼自己說她所謂的 “白癡英文” – 文法不對的英文，她發覺自己在營裡越來越失去耐性。似乎人越大，就更難對其他人忍讓，因為已經習慣了自己的一套觀念、自己的一套生活。

雖然如此，營裡也有開心難忘的時刻。例如，日本義工說我說英文太快，我就開始說慢一點，然後有一天，日本男生H跟我說：“我很開心，因為我聽得懂你說的話了，我也可以跟你說話了。” 不但他開心，我也很開心。

我參加的日本義工工作營為期只有15天，出發前已知道在行程的開始和結束時會分別有一個歡迎派對和一個歡送派對，結果我參加了總共4個派對，並且接受了一次報章訪問和兩次電視台訪問。

  在歡迎派對上，當地的工作營組職者和柑農準備了食物招呼我們，還和我們義工互相介紹。派對房間內，矮桌圍成一個長方型，大家圍著桌子席地而坐。但坐的位置有輩份之分，工作營組職者請了一些官員之類的人出席，他們就坐在前方中間。我平常在香港參加的派對，參加者會走來走去。但日本的派對，參加者是圍著桌子坐的，不是站著的，所以在歡迎派對上，有些日本人為了認識不同的義工，會不時轉換坐的位置，來和不同的人交談。

日本派對上少不了的東西就是日本米酒。很多日本人，尤其是男人，喜歡喝日本米酒，日本米酒的酒精濃度達18-20%，甚至更高，很多人喝了兩三杯就醉了，所以你不難看見在派對完結時，總有一兩個喝醉了的日本男人口裡喃喃而語，身體晃來晃去，要人扶他們離去。

歡迎派對後大概一兩天，我們突然收到工作營組職者的通知，要在幾個小時後在晚上7點出席一個派對，這把我們原先的晚飯程序打亂了，負責煮晚飯的小組趕忙煮晚飯，好讓我們吃完晚飯後趕及這派對。問題是這派對是誰搞的? 出席的人是誰? 我們都不清楚，只知道會有一些義務工作有關的人參加。但直到我參加完那派對，我仍然不知道這派對是做什麼來的，我只知道我曾經跟一個開麵包店的人聊天，也曾經跟一個水喉匠交談，還有一個年輕的美國人，她日文流利，在當地做聯絡外國交流的工作，她那天就為我做翻譯。

在這個莫名其妙的派對之後幾天，我們又突然收到工作營組職者的通知，要在幾個小時後在晚上8點出席另一個派對，負責煮晚飯的小組又要趕忙煮晚飯了。但這派對是甚麼來的? 我們只知道出席的是一些商人，但這些商人和種柑沒有關係。我們是必須要出席這派對嗎? 不是，但我們的營長說，我們不出席會令當地的工作營組職者不高興。法國來的義工F對這第二次 “命令式” 的安排感到很不高興，決定這次不賣他們的帳，沒有去。我和其他義工去了。我猜測出席這派對的是一些工作營組職者的商人朋友，他們有的是做水產生意的，有的是打魚的，有的是在政府做事的。

我們的工作營位於日本四國西邊的一個沿海的鄉下地方叫 “佐田三崎”，一般日本人都不會到那裏，外國人到那裏更是罕見，所以我們外國義工在那裡出現便成為當地的新聞。當地的工作營組職者也希望通過這工作營為那地區做一點兒宣傳，於是安排了當地的報章記者到歡迎派對訪問我們，也安排了當地的電視台到柑場訪問我們和拍攝我們工作的情況。這些訪問都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最意外的是我們在柑場工作的時候，突然獲告知我們工作完畢要立刻回我們的屋子，因為電視台會在當天下午6點到我們的屋子拍攝，我們要趕快在他們到來之前收拾我們凌亂得不得了的屋子。屋子的客廳也是男義工的睡房，只有6個單人床的面積，原來放滿了5個男義工的被舖和個人用品，要在短時間內清理它們根本不可能，於是我們就在電視台人員來之前的一個多小時，把男義工房間的所有東西都扔到女義工的房裡，把女義工的房門關上，不讓電視台人員進去。

來參觀我們的屋子的人除了電視台的人之外，還有官員之類的人。他們的參觀沒有帶給我們甚麼驚喜，但我、法國義工F還有芬蘭義工TA都覺得，工作營組職者在沒有預先諮詢並且是匆忙通知我們的情況下，便安排這些額外的派對和拍攝活動對我們不是太禮貌，也不太尊重我們，我們是來做義工的，不是來為你們宣傳或應酬的，法國義工F更乾脆不接受訪問，也不讓電視台拍攝他。不可否認，工作營組職者為我們的起居飲食、工作和消遣活動做了很多事情，幫了很多忙，但他們也應該尊重我們，他們的做法顯得有點霸道。我們的營長是日本人，他就經常顯得很為難，因為他覺得他需要好好招待那些官員之類的人，也不可以向工作營組職者說“不”。原來日本的官僚文化和輩份文化到處都在，連義工工作也不例外。

在歡送派對上，我們義工預備了食物招待客人，外國來的義工更要煮自己國家的菜，我不懂烹飪，為了應付這挑戰，我早有準備 ─ 從香港帶來了一罐 “鮮炸豆鼓鲮魚”，打開罐頭，把裏面的倒出來就變了一碟美味的香港菜。很多人在派對上都稱讚我的鮮炸豆鼓鲮魚好吃，問我是什麼東西來，我就解釋豆鼓是黑豆，鲮魚是炸過的，他們就很滿意我的答案，沒有再問下去了。法國義工F來了工作營才為這派對買食物材料，花了很多時間才煮完他的法國薄餅 (crepe)，他看見我這麼輕鬆自在便製造出香港菜都非常善慕，後悔沒有從法國帶來法國菜。

我們在歡送派對上放映了我們工作營生活的幻燈片，各人暢談自己的感受。日本女生C和台灣男生CH講話時激動得淚流滿面，哽咽不止，兩人還抱頭痛哭良久。 法國義工F就很奇怪他們為什麼這麼敏感，但我自從發生了C躲避人的事件(見另文)後，對他們的行為已經不覺得奇怪了。我在當晚就一點傷感也沒有，反而很高興，因為就快離開工作營了。

那天晚上，工作營組職者邀請了當地的電視台來採訪拍攝，有趣的是那個電視台記者竟然比我們還投入，喝了很多的酒，最後酩汀大醉，胡言亂語，我們離開派對時，他還一擺一晃地尾隨我們，要跟我們回我們的屋子，最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才擺脫了他。但他不是唯一一個在當晚喝得爛醉的日本男人，只是他來派對應該是工作的。

溫室長大的經不起考驗這一句話，不但應用在人身上，原來也可應用在溫室柑身上。

我最初以為用溫室種植柑，風險會比自然環境種植的為低，因為溫室可以控制生長的溫度、濕度和其他條件。原來我錯了。一個既種植溫室柑也種植天然柑的日本柑農告訴我，溫室一旦遇上風暴就會塌掉，然後那些種在溫室裏面的柑會全死掉，因為溫室的柑是不能在天然的環境生長，離開了溫室就不能活了。 相反，在天然環境生長的柑能夠抵擋風雨，不會輕易死掉。所以他喜歡種植天然柑多過溫室柑，風險也低一些。

雖然如此，他也有一個溫室，因為他可以用溫室在柑的非生長季節種植柑，然後在柑的非收成季節(例如冬天)出售柑，那時候柑的價錢會賣得很高。但用溫室種植柑並不普遍，大部分的柑農還是在天然環境下種植柑。始終，天然是最好的。

如果給你2分半鐘的時間，要你向完全不認識香港的外國初中學生介紹香港，你會說些什麼？我會說：

“當你乘飛機到達香港，你會降落在一個很大的島，叫大嶼山。這島被海水包圍。香港有很多個這樣的島。香港有繁華的鬧市，也有美麗的郊外。當你來到香港的街上，你會看到很多人，非常擁躋。他們都很匆忙，走路很快，就像跑步一樣。但他們也很勤奮，就是因為他們的勤奮，香港成為了一個著名的城市，一個世界的商業中心。我也希望在座各位同學努力學習，它朝達成你們的理想。”

在日本做義工的日子，有一天我們獲安排探訪一間當地的初中學校。當天所有的外國義工都需要向一班初中生介紹自己的國家，但每人介紹的時間只有5分鐘(包括翻譯時間)。以上就是我當時所說的大概內容，我當時是用英文說的，由一位日本義工替我翻譯為日文。日本的學校總是干干淨淨，整整齊齊。進入學校前，每個訪客都需要把鞋脫掉，換上拖鞋，所以當天我是穿著拖鞋向學生演講的，感覺有點兒怪。

除了以上環節外，我們也和另一班初中學生一起上課，那堂課分兩部份，在第一部份，學生分成小組，每個學生說出他們想去的地方和原因。當學生都把心儀的地方標貼在一個世界地圖之後，我們發現原來有很多學生希望去的地方都是在日本，雖然是日本不同的城市和地區，而不是外國，似乎日本初中生只是放眼自己的國家，而沒有放眼世界。

那堂課的第二部份是討論地球的理想村，學生分成小組，每個學生寫出他們希望這世界20年後是什麼樣子。老師還在課堂上播出約翰連儂的名歌“Imagine”，歌詞很配合主題，節錄如下：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Imagine no possessions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除了上堂外，我們也和另一班初中學生共晉午餐。他們吃的都是同一款食物，有牛奶、麵包和菜。吃完了，同一桌的學生會猜包剪石，輸的一個要把全桌子的食具拿走。然後他們會到課室一邊的洗手盤刷牙漱口，也把牛奶紙盒洗乾淨，方便回收。接著就是他們的休息時間，有的學生就到學校外面的足球場踢球。吃飯的時候，我和他們交談了一會兒，由另外一個日本義工替我翻譯，他們都表現得很沉靜，就像一般的香港學生。

我們在學校走著的時候，發生了一件趣事。有一個男學生經過我們，在旁邊的老師便叫那同學跟我們打招呼，站得最接近那同學的義工是法國來的F，他跟那同學打招呼，那同學竟然掉過頭，把頭埋在老師胸前，抱著那老師不放，一副很慌張的樣子，那老師連忙安慰那同學，叫他別怕。原來他很少接觸西方人，看見F就怕了。我便取笑F說，都怪他樣子太差，嚇壞人了。

別看這初中學校位處偏僻，學校有一個美國來的英文老師。原來學校可以向政府申請請外國老師到學校教英文。成效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但日本人本土意識強，注重本土文化，日常生活並不需要英文，所以連日本大學生也不大會說英文。有好幾次，日本來的義工說了一會兒英文就說頭疼，要休息一下，因為說英文令他們腦袋很疲勞，我都不知道應該可憐他們還是笑他們好。

在日本的工作營為柑農工作，令我體驗到柑農工作的辛苦。

我所接觸的幾位日本柑農都給我一個相同的印象 – 勤奮。他們全年工作，全天候工作，沒有休息，到外地旅行更是罕有。問他們為甚麼不放假，他們的回覆是 “放假在這裡會視為不正常”。在繁忙的時間，例如收成的季節，他們更要一天早便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他們大部分的工作都需要體力勞動，就算是女的或者年老的，都是用雙手、用身體去勞動。

摘柑不是一件易事。摘柑需要的工具只是一把剪刀和一個有鈎的布袋，你把布袋掛在樹枝上，把柑剪下來再拋進布袋就是了，這看似容易，但因為柑樹一般都會長得比一個人還高，要摘比較高的柑的時候便要爬上樹去，這就有難度了。但當地的柑農全是爬樹高手。我這個笨手笨腳的人看到高高在上的柑就頭疼了，不知道該怎樣去採摘，亂爬樹的話會很容易扭傷雙腳，所以摘不了就算了，讓別的人去摘。後來我學會了，對於不是太高的柑，我可以一隻手把樹枝拉下來，另一隻手去剪柑。再高一點的柑，我可以把空箱子倒轉放在樹旁，我就站在箱子上去摘。 但太高的或者是在樹中心的，要摘它們還是要爬樹，那我就放棄了。

柑的收成工作不只是摘柑那麼簡單，柑摘下來之後，柑農還要把它們搬上停在公路旁的車上。柑樹都種在一層一層的梯田上，所以柑農需要把柑運上坡或下坡。有些地方可以放滑道的就方便一點，柑農只要把裝滿柑的箱搬到滑道，柑箱就隨滑道送到公路旁，但沒滑道的地方，柑農就要抬起幾十公斤的柑箱，上坡下坡的，才運到公路邊。

我曾在一個40多歲的女柑農的柑場工作，這柑農可以一個人用一個木架背上3個放滿柑的膠箱走上山坡, 那些箱有50多公斤重啊！她把膠箱搬到汽車上，再駕車送到日本農業協會去。全部的工作都是由她一手包辦。她還為我們預備休息時間的茶點呢。我真的佩服她的能力和毅力。她是一個很開朗的一個人，中學的時候曾經是乒乓球隊隊員，我們有一天晚上在她的朋友家開BBQ派對，她還幫我們燒了很多食物。

另外一位女柑農已經65歲了，她仍然整天由早到晚地工作。她非常仁慈，不但向我們借出雨衣，送了幾次食物給我們，還為我們工作營結束後清洗我們用過的全部被單、枕頭套等。她不但為我們預備休息時間的茶點，還經常在我們工作時叫我們小息用茶。別看她年紀大，她採摘柑的時候在樹上爬來爬去，身手敏捷，活像一隻猴子。

我接觸的柑農都是家庭產業，一般是一個兒子加上父母，一家人在自己的柑場工作，柑場規模小的就沒有聘請工人，規模大一點的就請一兩個人協助工作。大部分柑農把柑收成後便運到日本農業協會，賣給該協會。該協會在我的工作營地區設有一個很大、有三層高的廠房，會把柑農交來的柑進行品質檢查，把壞的扔掉，然後把不同大小的柑分類，再裝箱，加編碼，然後運到日本各地。全部過程都是自動化，只是品質檢查部份需人手協助。小規模的柑農因為沒有人手和設備去做採摘之後的這些工序，都會把柑直接賣給日本農業協會。該協會基本是壟斷操作，給柑農的收購價不高，但由於是政府支持的機構，所以收購價也不會太低。總之，柑農可以有小康之家的生活，但同時也要刻苦工作。

有些規模大一點的柑農會自設一個小廠房，有一個小機器把柑按大小分類，也有一個小的冷藏庫用來儲藏暫時不出售的柑。他們可以把一部份的柑不賣給日本農業協會，而直接賣給私人機構，賣價會高一些，但他們就要做多很多的工作了，例如要摺紙箱，釘裝紙箱，檢查柑，把柑分類，暫時不賣的柑也要每個用膠袋獨立包裝，避免變壞發霉的柑會感染其它的柑，所有的這些程序都是人手操作，中間的工序既瑣碎又繁多。所以一般的柑農都直接把柑賣給日本農業協會，雖然賣價低一點，但可以免除很多的煩惱。

我只是在柑農的收成季節到訪他們的柑場，所以看不到他們收成前的工作，但我可以想像得到那些工作其實一點也不輕鬆。首先，他們要在每個柑成熟前包上保護袋，用來防止被昆蟲、鳥類吃掉。保護袋分兩種，一種是褐色的紙做的，但紙質堅韌，袋的一邊有一條鐵線，用來把袋子的口圈起再封上，這種紙袋可以循環用兩三次。另一種是白色尼龍做的袋子，兩邊開口，袋子有彈性，把它套進柑的身上去。這種袋子也可以循環再用，但麻煩的地方是再用之前要把它們清洗，因為當柑成熟後，柑會滑出這些袋子掉到地上，那些袋子也會落在地上弄髒。給每一個柑包上保護袋都是人手工作，不要忘記，收成前，柑農也要把保護袋一個一個地拆開，你可以想像這涉及多麼大量的工作啊！有時候柑農來不及包上保護袋，就乾脆把一大塊透明膠紙蓋在整片的柑樹上，這方式的保護效果當然沒有獨立包裝袋那麼好。根據柑農的解釋，他們的柑只用了在日本生產、藥力比較弱的除蟲藥，而且為減少農藥的使用，他們日常還需要頻密地除草，也需要細心地打理農地。

正由於他們的種植是多麼的辛苦，他們對於種出來的柑都非常愛護。有好幾次我把剛摘下來的柑拋進布袋的時候，拋得比較遠一點，發出了一點柑的碰撞聲音，柑農便叫我：“Soft! Soft!”，示意我應該輕力點。對他們來說，那些柑就如金一樣寶貴。

 喜靈洲位於大嶼山東面，面積大過坪洲但小過長洲，在島上步行繞一週要大概半個小時。要到喜靈洲，你需先由中環乘渡輪到坪洲，再轉乘街渡輪船，15分鐘便到了。雖然交通尚算方便，但一般人不會到喜靈洲，因為整個島是由懲教署管理，島上有全港唯一一間的戒毒所。我剛跟隨律師會參觀了這所戒毒所。

喜靈洲環境清靜，空氣清新，四面環海，景色宜人。帶我們參觀的監督(superintendant)是戒毒所的高級負責人。他對我們非常親切，去到哪裡，每個人都向他敬禮。我想他就仿如喜靈洲的島主，全島的人都聽他的，他到哪裡，島上的人都要敬禮，真有點兒武俠小說的味道，丐幫幫主是否就是這樣子?

喜靈洲戒毒所之前是一間痲瘋病院，1975年變為戒毒所，戒毒所是一座低設防、提供戒毒及康復治療的監獄。雖然是全港唯一一間的戒毒所，但不是全港所有犯事的吸毒者都會被遣送到那裏，戒毒所收留的只是犯了輕微罪行的吸毒者。收留的期限是2-12個月，犯人出獄後要接受1年的監督，監督期間被發現再吸毒的，會再次被拘押收留。

一般大眾都對戒毒有一個錯誤的看法，以為毒瘾很難戒掉，其實在沒有外面引誘的情況下，毒瘾在幾天內便會戒掉。懲教處的負責人解釋，當法庭裁定一個吸毒的人有罪，法官會要求懲教署、福利署等題交報告，再決定應判犯人到哪類院舍服刑。在作出這決定前，犯人會被還押監房看管，為期一般兩至三個星期。犯人在還押期間，即使毒瘾發作也不會獲提供毒品。雖然他們在毒瘾發作時會感覺很痛苦，但由於他們不會因此而死，懲教人員只會在旁監督，犯人覺得身體痛楚，可以要求止痛藥止痛。就這樣，犯人在幾天到十天之內便會戒掉毒瘾。當他們來到戒毒所時，他們已經沒有毒瘾了，只是去接受康復治療。犯人出獄後再吸毒，不是因為沒有戒清毒瘾，而是因為受不了外界的誘惑。

吸毒者要在戒毒所內接受紀律訓練和體能訓練，使他們早被毒品破壞的身體康復過來，他們還要接受職業訓練，因為如果吸毒者出獄後有工作做，他們再吸毒的機會會低些。

我們參觀戒毒所的設施時，曾來到他們的廚房，犯人的膳食全由犯人來煮，監督特別推荐他們煮的豆粥，因為煮的時間充足，豆粥很有豆味。我試了一點兒，果然甜度適中，夠豆味，不愧為戒毒所的招牌菜。當來到大監房時，我們發現房內有十多張上下格床，最沒想到的是開放式的蹲式洗手間就在房中一角，可以想像有人使用洗手間時房內會多臭，不過這是監獄，又怎可以要求太多呢?

懲教處為了保護喜靈洲的生態環境，在島上實施了環境保護的政策。原來島上還住了不少珍貴動物。這些動物都是香港海關從非法入境者充公得來的受保護動物，如果漁農處不要它們，它們就會被送到喜靈洲飼養。

原來不單受保護動物在香港得到保護，香港的犯人在香港也有“優惠”待遇 – 他們只要行為良好，判刑超過一個月的都會獲減三份之一的刑期。

 在日本工作營的日子，有一天芬蘭來的義工TA病了，於是那天她就留在義工住的屋子裏，其餘的義工都出外幫農民工作。那天我們義工工作完畢，回到屋子裏，我發現屋子看上去跟之前不同了，廚房裏面的東西都收拾得整整齊齊，跟之前凌亂的樣子有天淵之別。我問：“發生什麼事情？” 法國來的義工F說：“你說吧，誰曾經留在屋子裏呢？”

我走進女義工睡的房間，看見房間都收拾得乾乾淨淨，睡舖前面佈滿塵埃的雜物都沒有了，換來的是一個小臺几，上面放著一盞檯燈和一個放出香氣的擺設。我看見TA，便大叫：“真多謝你啊！我沒想到你是一個會打掃的人呢。”

“那你看錯我了，我以前曾經做過清潔工作的。你知道嗎，我足足花了5個小時來打掃這屋子，這屋子藏著太多東西了，我只是看了一點點。”  TA回答。
 
TA說得不錯，這屋子已經丟空了很多年，裏面藏了和放了很多東西了，櫃子裏、櫃子上都有，有的被紙或盒子包著，有的沒有包著，但全部都舖滿塵埃，我們看見了，都不願意碰它們，也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東西。這屋子就像一間百年老屋，如果把裏面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來看、整理，我想一定會找出這屋子的身世和很多故事來。

如果要我為這樣的屋子打掃，我都不知道應該從哪裡入手，TA竟然為這屋子打掃了5個小時！我跟TA說：“你真厲害，這屋子全是雜物、灰塵，你竟然可以把它打掃乾淨。”

“但是，你知道嗎，我做得那麼辛苦，只有你一個人跟我說多謝，是你一個人啊！”TA說。

“不會吧，他們不知道是你打掃的嗎？”

“我沒有跟他們說是我打掃的，但他們是知道的，他們也聽到你感謝我。真的，他們沒有一個人跟我說多謝。不過，都不要緊了，他們不感謝我也沒關係了。”

TA雖然這麼說，但我知道她心裡是有點不高興的。雖然她打掃屋子的目的不是要贏取大家的掌聲，但她為大家做了這麼多工作，除了我之外，竟然沒有人感謝她，這不是很奇怪嗎？一句感謝也是一種禮貌啊！那些日本、法國、台灣、韓國來的義工，他們都幹什麼的？他們的國家不是特別注重禮儀的嗎？

另一天，在同一個屋子裏，大家圍著桌子準備吃晚飯。日本女生C跟大家說：“請你們向我說多謝。” 我打了一個眼神給法國義工F，示意我不明白，F接著還了一個他也不明白的眼神給我。大家靜著，沒有反應。C然後說：“我打掃過這房間。” 我們連忙說：“謝謝”。C於是感到很滿意。

後來我跟TA說起這事來，TA大叫：“她只是打掃了一點點，我打掃了5個小時，她都沒有感謝我！”

有誰喜歡默默耕耘？人總是希望得到他人的讚賞和認同。

 我從沒想過這種事情會發生，實在不可思議……

在我參加的日本工作營，十個義工之中，有五個是日本人，兩女三男，全部都是大學生，來自日本東京及大阪。當中包括一位男營長，他因為曾經在美國學過英文，所以英文算是流利，其他日本人的英文都不好。

在營裏，有一天下午，大家分享感受。我便直接指出：“我覺得有時候跟你們日本人溝通有困難，因為有時候盡管我幾經用了很簡單的英文，用盡了各種方法來表達我的意思，你們仍然聽不懂我的英文，比如說，C便……”，我頓了一頓，但已經太晚了，我已經把日本女生C的名字說了出來，只好改一下用字說下去，“我用簡單的英文字說，她不懂，用較深的英文字，她反而明白。” (這也是事實，日本人是學書本的英文，不是學日常的英文，有時候他們會明白深涩的書寫英文字，簡單的日常用英文字反而不會用，例如我有次聽日本男生H說 “每一天” 時， 他便用了書寫英文 “per day”，卻沒有用日常英文 “every day” 或 “each day”。)

我說完，看見C垂下了頭，我心知不妙，準備之後向她解釋和道歉。

出乎意料地，當大家解散後，C便立刻走到屋外大聲嚎哭，日本女生T和韓國女生S連忙安慰她。我便走到C那裏，跟她解釋，我並不是說她的英文不好 (實情是她的英文真的不好，我用簡單英文字也無法讓她明白我的意思)，我很抱歉，但她轉過面去，把手掩著面，哭得更厲害。我便放棄了。

後來我問台灣男生CH和韓國女生S，他們對日本女生有較多的接觸，C哭了後會怎樣，他們都說應該沒事。

但他們都估錯了。C之後看見大家時都掩面而過。到了晚飯時間，日本女生T跟大家說，她、C和韓國女生S不能和大家一同吃飯，要到隔壁的房間吃，所以要把飯菜分開，她們要拿一部份過去。法國義工F便笑我，是否應該我避席，讓其餘所有人一起吃。

我和法國人F都對C的行為感到嘖嘖稱奇，怎麼這麼幼稚?! 給人說了兩句，就要避開大家? 這是小學生才會做的事啊! 我們都對這文化衝擊感到很好奇，到了晚上，便找來兩位我們認為較成熟的日本女生T和日本男生H。因為英文溝通需時，我們花了幾個小時，才從他們那裏得出一些意見。原來，日本女生都是這樣，感到羞恥的時候會避開大家，就算是T也會這樣做，問題是要避多少天，T說她比較勇敢，所以只會避一天，C呢？她就估計要幾天到幾個星期。幾個星期?! 大家那時候都已經離開這工作營了！至於C避開的原因，T推斷是C對自己英文不好感到羞恥，而且C覺得自己已經很努力學英文了，但卻得不到認同。日本男生H則乾脆認為是C不夠成熟，不夠堅強。那麼C是要避開我呢? 避開所有的外國人呢? 還是營裏的所有人呢 (當然女生T和S除外了)? 很可惜，T和H對這問題沒有達成一個共識答案。至於事情已發展到這地步，還有什麼我或者我們可以做呢? 我和法國人F用了十幾分鐘才令T聽明白我們這個問題，得到的答案卻是 “不知道”。 “算了吧”，我說。第二天輪到我的團隊負責煮早餐和晚餐，C是我的隊員，如果C為了避開我而不出現，那便算了。我已經對C的行為由好奇變為不耐煩了，這麼幼稚的行為，我不想去理會了。

事實上，C是不能避開我和其他人的。在營裏，我們所有女的都睡在一個小房間裏，一個挨著一個地睡在地板上。那天晚上，我睡前，便跟在我不遠、已經舖上被舖的C說：“明天我們負責煮早餐，要六點起床”，然後我說了一聲晚安。出乎意料地，她也回了我一聲晚安。

第二天，C表現正常，沒有避開我。但我卻想避開她！因為我想暢所欲言，不想理會幼稚的人的感受！不過我沒有避開她，事實上在工作營裏每一個人都和其他人關係密切，要避開一個人也不容易。

離開工作營的那一天，我很快樂，我終於重獲自由了！

 不久前患上了咳嗽，開始時只是間斷地咳一兩聲，後來咳得愈來遇頻密，還漸漸發展出痰來，結果去看醫生了。但吃完了醫生開的藥，病情並沒有好轉，我便去看中醫。吃了幾天的中藥，病情不但沒有改善，還轉壞了，痰來得很頻密，一旦有痰，我就要把痰咳出來。我不停地咳，咳到連肺部都震動，晚上更無法入睡，需不停起床、咳、吐痰。這種痛苦令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在阿根廷的遭遇。

那時候，我一個人在南美闖蕩，來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入住了一間客棧。那時我已經有點咳嗽，入夜更咳得厲害。我無法入睡，於是我叫自己放慢呼吸、放鬆自己，希望咳嗽可以缓和下來，但情況沒有好轉。 不停地咳了幾個小時後，我感覺太痛苦了。我終於忍不住，爬出床外，拿起我的旅遊太保 – 旅遊書Lonely Planet，翻到當地醫院的一頁。在外地旅遊，除非真的逼不得已，我是不會考慮看當地醫生的，那時候我真的有衝動想去當地的醫院看病。後來我看見我當時帶去的藥包，裏面只有高山症藥、皮膚敏感藥、肚瀉藥， 還有用來止痛退熱的必理痛(Panadol)。沒有選擇之下，我拿起必理痛，吃了兩顆。神奇地，我的咳嗽慢慢停了下來，我竟然不知不覺間睡著了……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遭遇，但當時咳嗽的痛苦也是我一生難忘。

這次咳嗽，我也希望奇跡降臨，於是我吃了兩顆必理痛，但今次並沒有奇跡。我沒辦法，只好再去看西醫，那時我已經咳了兩個星期了。醫生見我的病這麼頑固，便開重藥，給了我醫治非典型肺炎的抗生素。我吃了四天的抗生素，病情好轉了很多，晚上終於可以入睡了。那些抗生素的藥力很強，強到連有痰也不需立刻咳出來。但是並不是吃了抗生素就立刻康復，我還等了兩個星期，咳嗽才完全消失。

我沒有發燒，也沒有其他病徵，只有咳嗽和有痰，但就花了我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去治療。我以前從沒有出現過這麼嚴重的咳嗽，問醫生是什麼原因，他也感到莫名其妙，只能以氣管發炎再加上氣管敏感來解釋。近幾年香港空氣污染日趨嚴重，使人們更容易患上氣管敏感。事實上，我聽過不少外國朋友投訴香港空氣質素差，他們來到香港便會眼睛流水、發紅，但當他們離開香港，這些問題就消失了。

雖然隨著醫學進步，人們的壽命是比以前長了，但現代社會所產生的污染、對環境的破壞也產生了新的疾病，越來越多年輕人患上癌病，各種各樣的癌病也出現了。我們雖然有豐富的物質生活，但我們連最基本的東西 – 吃的東西是否沒有污染都沒有信心。怎麼辦呢？環境、食物的污染正在侵蝕我們的健康，侵蝕我們這一代，還有下一代……

  我和幾個朋友剛去了台灣幾天，出發前香港還沒有出現豬流感的個案，到了台灣幾天後，我們便收到親友的手機短訊，知道香港發生了第一宗豬流感的確診個案，由於我們都一直住在台中山上，沒有機會看電視、上網，所以在旅程中都沒有多大機會了解外面的新聞。到了旅程的最後一天，我們下了山，打開酒店的電視機，一看新聞，不得了! 電視畫面的上面打出了大字標題 “港淪陷  台警戒”  (來自TVBS 新聞，當時的電視畫面，請按此)，我們都呆了。香港淪陷? 這非常嚴重啊！我們平常只在別人說到日本佔領香港時才會聽到 “香港淪陷” 這個詞。 香港的社區已經發生了大規模的疫症爆發嗎？原來不是，那新聞只是說到香港發生了第一宗豬流感的確診個案，患者曾入住的一家酒店被隔離，這離 “香港淪陷” 還有很大的距離啊！後來我回到香港，隨便上網搜尋 “香港淪陷H1N1”，便發現原來不但是TVBS電視台，台灣的很多傳播媒體都對香港發生第一宗豬流感的確診個案，用上了 “香港淪陷” 作新聞標題。這種誇張失實、危言聳聽的報導新聞手法真的可恥。但其實香港在這方面也不見得比台灣好，無論香港的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的報導如何嘔心、失實，買這些報紙的人還是那麼多。

在台灣偶然看到台灣版的 “一週刊”，封面是幾對男女在赤裸盡行性行為的照片， 雖然打了一些灰色格子，但整個行為仍然是清晰看到。我和朋友看到了都嘩然， 在香港這些封面應該要套上黑色封套吧。難道台灣比香港還開放？

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台灣的議員在立法會內打鬥，但是我們在台灣的時候還看到民進黨的立法會議員竟然為了阻止一些法案的通過，把自己反鎖在會議室，並用桌椅堵死大門，國民黨立委雖請來7名警衛撞門，仍無法打開，國民黨立委氣到隔門大罵，終於導致法案審查無法進行 (相關新聞，請按此)。想不到台灣的議員可以是這麼無賴、品格卑劣，真的匪疑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