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京都的生活環境很明顯比大阪等大城市為佳，京都的人會去河邊放狗、 跑步，在市裡自由自在地騎自行車，但要在京都找一份高薪工作便不是那麼容易了，要賺錢，還是要到大城市、繁華地方去，例如東京。這就像我當年在英國諾域治讀書，諾域治的環境好，空氣好，但當地學生畢業後卻紛紛到倫敦找工作，畢竟倫敦的工作機會會多些和好些。其實香港也是一樣，我在中環工作，雖然很想搬到新界去住，那裏租金便宜，空氣和環境比市區好很多，但上下班交通不方便，工作完夜歸時，公共交通會更稀疏，而且下班時，人已經很疲倦了，更不想花時間在交通的折騰上。最後，我還是選擇了住在市區。

生活就是這樣矛盾，要獲得這東西，就要放棄那東西，人生往往難兩全其美。

 剛去了看我的牙醫，完成了一年一度的洗牙程序。我的牙醫檢查我牙齒的時候， 發現我的牙齒外面多了一層灰色的東西，問我最近有沒有吃多了或者喝多了什麼東西。我說幾個月前，我開始在辦公室的每天早上喝一杯奶茶。原來雖然我沒有在奶茶裡加糖，但因為我有加牛奶，那些奶茶仍會在我的牙齒上造成一層污垢。我本來喜歡喝奶茶，自己就懶得去做，因為要買牛奶，而且每次做奶茶只用一點牛奶，但買來一大盒牛奶，還沒有用完便已經過了飲用期限了，另外喝完奶茶又要洗杯，所以在家裡我都不做奶茶，但在辦公室，我可以要求負責茶水的同事每天為我預備一杯奶茶，而且我想她怎弄都可以。這原來是一種福氣，因為有免費的奶茶喝，又不用自己清洗杯子，想不到多了福氣，也多了煩惱。

這令我想到，我們很多人不是追求金錢嗎，多了金錢，我們也多了隨之而來的煩惱，我們多了物質上的享受，同時也多了這些享受所帶來的煩惱。

不過，我覺得我還是幸運的，因為我可以選擇去喝奶茶還是不喝，有些人連這種選擇都沒有。

 每次走近中環的麥奀記 (忠記) 雲吞麵店 (註一)，便會聽到站在門口的店主 (麥志忠先生) 向外面叫：“裡面有位子，進來吧，老友記。”(註二) 如果你決定走進去，他會問你：“幾多人，老友記?” 你告訴他一人，他便說：“請進去，老友記。” 然後告訴裡面的店員：“一位老友記正走進來，請招呼這位老友記。” 你吃完了，要走出門外，你穿過店裡狹窄的通道，那時你會聽到他提醒店員讓路：“一位老友記正走出來。” 你來到門口的櫃台結帳，他跟你說：“多謝 XX 元，老友記。” 有時還加一句：“最近少見到你，請多點來。”

每次我到這店吃東西，總感覺很親切，雖然我並不認識店主，但很喜歡他稱呼每位客人為老友記。

註一 ：麥奀記 (忠記) 雲吞麵店是香港著名的雲吞麵店 ，它的歷史和故事可參考這連結。

註二：“老友記”是廣東人的方言，意指老朋友。

 我住進京都的民宿的第一天，房東便給了我兩個放垃圾的膠袋，一個用來放罐、 瓶、樽三種回收物，另一個用來放不能回收的一般家庭垃圾。過了幾天，我房內的放一般家庭垃圾的膠袋滿了，我不見房東派人來取，也看不到他會進入我的房間清理垃圾的可能性。於是我便向他查詢，他說他會派他的兒子當晚到我房間解釋。我原以為他的兒子會來教我怎樣處理或扔掉垃圾，原來他的兒子來並不是要解釋什麼，只是拿走我的垃圾，因為日本的垃圾處理程序很複雜，房東不想給我麻煩。他的兒子跟我說，下次我的垃圾袋再滿的時候，我就通知他，他會再來拿走。

 日本因為地小，不能用堆填方式來埋藏垃圾，而必須把垃圾焚燒，因此需要減少垃圾數量。日本於是實行了一套 (對於香港人來說) 很複雜的垃圾分類制度，把可回收的垃圾循環再用，不能回收但可焚燒的便燒掉。日本不同市政府對垃圾的分類和收集的細節都有不同的規定。以京都為例，人們必須花錢購買特定的垃圾袋，不同的垃圾袋放不同類別的垃圾。人們把垃圾放在指定的收集點，政府會定期派人在收集點取走。不能回收的一般家庭垃圾，政府會一星期在指定的兩天收集。罐、瓶、樽便一星期收集一次。報紙、紙類要分開收集；牛奶紙盒要先洗乾淨、剪開，才放進收集袋；收集大型傢俬垃圾等要先約定和另外付款；有害物質要在垃圾袋的外面標明是危險物；還有其他處理垃圾的規定。

在垃圾分類和收集方面，香港明顯是遠遠落後於日本。香港人習慣了隨便把所有東西扔掉便算了，不分類、不回收，結果垃圾堆填區一個一個填滿了，不夠用了…… 香港人也習慣了今天把垃圾放在門口，明天垃圾便給人拿走了，垃圾多放在家裡一天，心裡就覺得不舒服。但在日本，家庭垃圾一星期才收集兩次，在英國，垃圾一星期、甚至是兩星期，才收集一次。香港人實在被寵壞了。

但是在某些方面，日本也很浪費，例如：你無論是上餐廳或是平民的食店，它們給客人用的全是即棄竹筷子。為甚麼它們什麼食具都不是用即棄的，卻偏偏要用即棄筷子呢?日本人講究包裝，買什麼東西都喜歡套上一個印有店名的膠袋，或者起碼加一張印有店名的紙，食物很多都是獨立包裝，獨立包裝之外還有包裝，非常浪費。有些大型超級市場不會免費給你膠袋，人們於是都自備購物袋，但大部份的商店都會贈送膠袋，在這方面，日本不見得比香港好。

 我抵達京都的第一晚，隨便找了一家在我旅館附近的拉麵店吃晚飯。這是一家小店，店裡只有三名員工，一男兩女。我叫了一碗拉麵，那男店員負責煮麵，煮好後，他把它端給我，一邊走一邊說一大串日文，直至在我面前放下那碗麵，我估計他是說介紹那碗拉麵的話吧。根據我的觀察，光顧這店的人客不多，客人大概都是住在附近的街坊吧。他們店員三人沒事做的時候，並不閒談，只看電視 (那電視機放在店裡，也讓客人看的)，沒有煩悶的表情，也沒有疲倦的神態。一看見有客人進來，他們就立刻歡迎客人。雖然他們的工作是一件在香港人眼中的低下工作 – 廚師、服務員，他們對工作敬業樂業、工作認真、專心。這在香港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在京都乘巴士，除了有自動廣播報告站名、叫你注意上落車之外，司機也頭戴播音器，你下車時，司機會向你說多謝，但乘客卻一般沒有回應或向司機說多謝。這跟我在英國的經歷很不同，當我在英國東南部諾域治 (Norwich) 居住時，乘客下巴士時是主動向司機說多謝的，司機反而大多聽了都沒有回應。似乎在日本，司機說多謝被視為一種應有的工作態度，所以乘客聽了不回應。香港的情況則很特別 - 司機、乘客什麼也不說，你有你駕車，我有我下車。

我到日本是先抵達關西機場，然後轉到我在京都住的地方 - 京都市中心的北部。從關西機場到我的住處，由於交通有點轉折，我就選了從機場直接把乘客送到乘客指定下車點的小巴，它跟的士的分別就在於它會先湊合幾個乘客在一起才出發，然後到了京都市中心的中轉站再把乘客分流到各人的目的地。送我的司機有他的工作守則，他總是穿上白手套才幫客人把行李搬到車上，駕車的時候又一定頭戴著帽子和手戴著白手套，每逢乘客要下車、上車，他總把白手套先戴上，才替乘客打開車門。車子到了我住的民宿，沒有人在門口接我，他就替我打電話找房東，直到有人出來接我，他才離開。

我離開京都回香港的時候，也選用了這種小巴到關西機場。這次來接我的是一輛小汽車，那車按照原來約定的時間準時到達我的住處。那司機駕車的時候也是頭戴帽子，手戴白手套。路上他用有限的英文跟我聊天。原來他替這家公司已經服務了六年，這對香港人來說算是很長時間了，但對他來說卻是一段很短的時間，服務了三十年才算是長時間。他之前是自己做生意的 - 賣電器，後來生意結束了，就轉為做司機。他說時沒有悲傷，應該是已經接受了事實吧。他把我送到京都市中心的中轉站，我就在那裏上了另一輛已經停在那裏、還有其他乘客的小巴，前往關西機場。他的任務完成了，要把車子開走了。離開之前，他特意轉向我 (我那時已經坐在另一輛小巴上了)，拿下他的帽子，向我鞠躬，那時我才發現他已經滿頭白發，年紀都很大了，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要他向我這個比他年輕很多的人鞠躬，我連忙點頭示意多謝。送我的這兩位司機都很敬業，第二位更沒有因為自己的年紀和經歷而影響他的工作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