墾丁的鵝鸞鼻國家公園接近全台灣島的最南端，位處海邊，以珊瑚石著名。不少中國大陸的遊客跟隨旅行團前來那裏。我站在這公園的海邊欣賞風景的時候，有幾個大陸人來到海邊，其中一個男青年看到海就很興奮，對著海大喊： “太平洋先生!” 我愣了一下，稱呼太平洋為先生?
和那青年同行的一個中年婦人跟那青年說： “我們看一會兒就要回去了，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到了這裏呢。” 聽得出，他們是跟旅行團來到這裡的。那青年回應說： “別理他們，我們自己走。” 婦人說：“你上次就是這樣，累得導遊急得很，差點要報警了。”
我往那青年看了一眼，他大概二十歲, 他就是國內獨生子的典型 – 任性。你要有自由，就不應該跟旅行團，跟了團就要尊重其他人，不能自己想做甚麼就做甚麼，影響團裏的其他人。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都不懂，他真的很差。
剛去了墾丁一趟。墾丁在台灣島的南端，從高雄去只需3個小時的公車，而且公車頻密，又是24小時運行，所以去墾丁的交通算是方便。
墾丁本身不大，最中心的一條大街，叫墾丁大街，十多分鐘就可走畢。墾丁靠海， 有山，有牧場，玩水、看風景都可以。自從電影 “海角七號” 在那裏拍攝和播影之後，墾丁變得更著名，現在已經是一個遊客區，到處都是旅館、食店和賣紀念品的商店，還有夜市。
出發之前，我在互連網上找民宿。為了避開嘈雜的街道，我特意沒有選墾丁市中心的民宿，反而找了一個我以為是個不錯的民宿。那個民宿在它的網站說，它位於各景點的中心，到各景點都很方便，它又位於其中一個叫關山的景點的山腳下，上山只要15分鐘，它週圍都是田園，環境清靜。吸引我的還有它的 “觀星二人房”，房子的屋頂有一個窗口，就在睡床的上面，可以看星。
我是一個愛自然、愛寧靜、愛看星的人，原以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再加上房錢只要港幣200元一晚，很便宜，便訂了房間。到埗之後才發現現實跟之前所想的有一段距離，首先那民宿交通不方便，從最近的市中心恆春市要坐計程車或者自己駕車才到，你要到外面去，也要坐計程車或者自己駕車，因為它離最近的公車站也要十多分鐘的車程，走路是太遠了。那民宿的週圍是田地，它裏面不提供吃的，外面也沒有食店，沒有商店，你如果沒有車子讓你出去的話，你會餓死。
那民宿雖然位處偏僻，但它並沒有我想像般寧靜，它的外面有公路，車輛、電單車經過時，因為地方空曠，車子的聲音遠處傳來，份外響亮。有天早上我還聽到附近的農舍傳來卡拉OK的聲音。
那個 “觀星” 的天窗，有一半給一棵茂盛的樹擋住了，我到埗的第一天晚上，由於天氣不好，天空一點星也看不到。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我不在意間抬頭，卻意外地發現天上有幾顆星，因為地面光亮太大，也看不了多少星，從房裏的天窗看得到的也只有兩、三顆，聊勝於無。
因為我不會駕車，住在那民宿實在太不方便，到了第三天，我就搬去繁鬧的墾丁， 選了一個面海的民宿，轉個街頭就可搭公車、吃東西、逛街，非常方便。這民宿佈置具現代感，有特色。早上從露台看海更是賞心悅目，接近中午時份的海最美麗動人，海水是天藍色的，多層次的，一層一層深下去，而且大海是無邊的，比起香港綠色、以高樓為背景的海景實在漂亮多了。這民宿的房租比之前的那個民宿要貴，要港幣500元一晚，但我覺得物有所值，它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車聲，這民宿的外面是一條街，車子經過時會帶來嘈音，要減少的話就要關窗。
靜土不易覓，要到達便要道路，有道路就有車輛，有車輛便有車輛的嘈音，而且你還要希望你的鄰居不會天天唱卡拉OK呢。
在墾丁時，我的旅館後面有一家 “阿婆小吃店”，它只供應幾樣食物，全部都已經寫在掛牆的白板上。因為經濟實惠，平常都有不少人光顧。它的水餃最好味，是阿婆親自去包，饀料又夠多，其他食物就一般。我就貪它離我的旅館很近，光顧了它好幾次。
第二次光顧是在晚上，我來到店內，看見阿婆和一個穿上圍裙的阿妹正在包水餃 (在台灣，年老的婆婆叫 “阿婆” ，年輕的女孩叫 “阿妹”)，我初時以為她們是母女，因為樣子好像有點像，但她們面對著面，沒有說話，只是不停地包水餃，旁邊電視機開著，電視機的聲音在店裏迴嚮。
我第三次去光顧時，阿妹仍然穿著圍裙，前額的頭髮用髮夾夾著，一副工作的模樣。我點了吃的東西，她就進廚房預備。我吃的時候，店裏沒有其他客人，我就跟她聊了幾句。阿妹知道我是香港來的，顯得有點興奮，告訴我，她來了台灣兩個月，是從印尼來的，之前到過汶萊工作。她來台灣前受過家傭的訓練，包括學中文。我發現她能說幾句中文，主要是和工作有關的，但其它的中文都不會，她不是華人。店裏的電視機長開著，沒事做的時候她會盯著電視機，但只是盯著，她聽不懂。
我來台灣好幾次了，這是我第一次在台灣看到外傭，我想外傭在台灣並不普遍，她一定很寂寞了，在那裏沒有朋友，不像香港，到處都是外傭，可以很容易找到同鄉人。我決定第二天晚上，到墾丁夜市買點小吃給她，算是對她的一種關懷。 結果我買了一隻炭燒章魚，印尼味道的。交給她的時候，她連聲道謝。
回到我的旅館，跟旅館的女主人聊天，原來 “阿婆小吃店” 的阿婆就是她的外婆，她的外公有病，不能走動，所以請了一個印尼的家傭照顧。她解釋，在台灣，要請外傭，只是家裏有老人是不夠條件的，那老人還必須是殘廢的。後來我回到香港，上網找了一點資料，才了解到台灣人請外傭是很難的。外傭分兩種，一種是外籍幫傭，你家中要有三歲以下的三胞胎，或者至少有幾位老人或幼兒 (不同年齡的老人或幼兒有不同的分數，它們加起來要達到一定的分數，你才有資格申請外籍幫傭)，第二種叫外籍看護，是照顧殘廢的老人。那麼阿妹應該屬於外籍看護一類。
那天之後我再碰到阿妹，她正在店外洗東西，我便跟她聊了起來，她的中文不好，我們就用英文談。我問她，喜歡我買的章魚嗎，味道很辣吧。她說，很喜歡，她吃慣辣的。我就問她的情況。原來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十三歲，一個六歲。她很掛念她的孩子，平常就打電話或者發手機短訊給他們。她來台灣簽了兩年的合同，這兩年之內，她每一天都要工作，不得休息，換言之，這兩年之內，她都不能回家探親。她日常的工作除了做 “阿婆小吃店” 的勞務外，還要替阿公洗澡，工作辛苦，但沒辦法，她要賺錢。她一個月的工資有港幣四千多元，但她的頭一年，每個月只能收到台幣1000元 (等於港幣250元)，因為她要還給中介公司她來台灣的飛機票和申請費用。我聽了，覺得她的生活有點像奴隸，她和阿婆阿公一起住，每一刻都是工作的時刻，沒有休息，而且兩年的日子都是這樣，不能回家。再加上她不但要照顧阿公，還要做阿婆店子的勞務，這已經不只是看護的工作了。我叫她之後來香港做吧，起碼香港的外傭可以在星期天和公眾假期休息，一年還有七天大假。幸好，她不是那裏的唯一一個印尼家傭，附近還有兩三個，但願她可以有些同鄉朋友，可以互相照應。
阿妹很堅定，她要賺錢，她要成功，現在的辛苦還是要熬過去。勇敢的阿妹。
那天晚上是我在墾丁的最後一晚，我原來準備再到墾丁夜市買一點小吃給阿妹，途中突然下起雨來，我沒帶雨傘，便連忙跑回旅館附近，到了 “阿婆小吃店” 便進去了，叫了一碗湯麵。阿妹把麵拿上來，放在我面前，叫了我一聲 “阿姐”。我吃完，雨已經停了，我就回旅館。在旅館上網看了一點電郵，正準備回房間，我突然改變主意。
我衝出旅館，往墾丁夜市走去，我買了一串雞肉串燒，印尼味道的。回到 “阿婆小吃店”，交給阿妹。我不知道這天晚上之後，在墾丁還要過多久才會再有人關心阿妹。
離開墾丁的早上，我最後一次到 “阿婆小吃店”，最後一次吃她們弄的美味水餃。我跟阿妹道別，把寫上我的電話的紙條交給阿妹，她把紙條放在她圍裙胸口的袋子裏。
我走出“阿婆小吃店” 。我知道我只是一個過客，阿妹的生活仍然不變。每個人的命運都不相同。
我和幾個朋友剛去了台灣幾天，出發前香港還沒有出現豬流感的個案，到了台灣幾天後，我們便收到親友的手機短訊，知道香港發生了第一宗豬流感的確診個案，由於我們都一直住在台中山上，沒有機會看電視、上網，所以在旅程中都沒有多大機會了解外面的新聞。到了旅程的最後一天，我們下了山，打開酒店的電視機，一看新聞，不得了! 電視畫面的上面打出了大字標題 “港淪陷 台警戒” (來自TVBS 新聞，當時的電視畫面，請按此)，我們都呆了。香港淪陷? 這非常嚴重啊！我們平常只在別人說到日本佔領香港時才會聽到 “香港淪陷” 這個詞。 香港的社區已經發生了大規模的疫症爆發嗎？原來不是，那新聞只是說到香港發生了第一宗豬流感的確診個案，患者曾入住的一家酒店被隔離，這離 “香港淪陷” 還有很大的距離啊！後來我回到香港，隨便上網搜尋 “香港淪陷H1N1”，便發現原來不但是TVBS電視台，台灣的很多傳播媒體都對香港發生第一宗豬流感的確診個案，用上了 “香港淪陷” 作新聞標題。這種誇張失實、危言聳聽的報導新聞手法真的可恥。但其實香港在這方面也不見得比台灣好，無論香港的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的報導如何嘔心、失實，買這些報紙的人還是那麼多。
在台灣偶然看到台灣版的 “一週刊”，封面是幾對男女在赤裸盡行性行為的照片， 雖然打了一些灰色格子，但整個行為仍然是清晰看到。我和朋友看到了都嘩然， 在香港這些封面應該要套上黑色封套吧。難道台灣比香港還開放？
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台灣的議員在立法會內打鬥，但是我們在台灣的時候還看到民進黨的立法會議員竟然為了阻止一些法案的通過，把自己反鎖在會議室，並用桌椅堵死大門，國民黨立委雖請來7名警衛撞門，仍無法打開，國民黨立委氣到隔門大罵，終於導致法案審查無法進行 (相關新聞，請按此)。想不到台灣的議員可以是這麼無賴、品格卑劣，真的匪疑所思。
在日本，京都的生活環境很明顯比大阪等大城市為佳，京都的人會去河邊放狗、 跑步，在市裡自由自在地騎自行車，但要在京都找一份高薪工作便不是那麼容易了，要賺錢，還是要到大城市、繁華地方去，例如東京。這就像我當年在英國諾域治讀書，諾域治的環境好，空氣好，但當地學生畢業後卻紛紛到倫敦找工作，畢竟倫敦的工作機會會多些和好些。其實香港也是一樣，我在中環工作，雖然很想搬到新界去住，那裏租金便宜，空氣和環境比市區好很多，但上下班交通不方便，工作完夜歸時，公共交通會更稀疏，而且下班時，人已經很疲倦了，更不想花時間在交通的折騰上。最後，我還是選擇了住在市區。
生活就是這樣矛盾，要獲得這東西，就要放棄那東西，人生往往難兩全其美。
我住進京都的民宿的第一天，房東便給了我兩個放垃圾的膠袋，一個用來放罐、 瓶、樽三種回收物，另一個用來放不能回收的一般家庭垃圾。過了幾天，我房內的放一般家庭垃圾的膠袋滿了，我不見房東派人來取，也看不到他會進入我的房間清理垃圾的可能性。於是我便向他查詢，他說他會派他的兒子當晚到我房間解釋。我原以為他的兒子會來教我怎樣處理或扔掉垃圾，原來他的兒子來並不是要解釋什麼，只是拿走我的垃圾，因為日本的垃圾處理程序很複雜，房東不想給我麻煩。他的兒子跟我說，下次我的垃圾袋再滿的時候，我就通知他，他會再來拿走。
日本因為地小，不能用堆填方式來埋藏垃圾，而必須把垃圾焚燒，因此需要減少垃圾數量。日本於是實行了一套 (對於香港人來說) 很複雜的垃圾分類制度，把可回收的垃圾循環再用，不能回收但可焚燒的便燒掉。日本不同市政府對垃圾的分類和收集的細節都有不同的規定。以京都為例，人們必須花錢購買特定的垃圾袋，不同的垃圾袋放不同類別的垃圾。人們把垃圾放在指定的收集點，政府會定期派人在收集點取走。不能回收的一般家庭垃圾，政府會一星期在指定的兩天收集。罐、瓶、樽便一星期收集一次。報紙、紙類要分開收集；牛奶紙盒要先洗乾淨、剪開，才放進收集袋；收集大型傢俬垃圾等要先約定和另外付款；有害物質要在垃圾袋的外面標明是危險物；還有其他處理垃圾的規定。
在垃圾分類和收集方面，香港明顯是遠遠落後於日本。香港人習慣了隨便把所有東西扔掉便算了，不分類、不回收，結果垃圾堆填區一個一個填滿了，不夠用了…… 香港人也習慣了今天把垃圾放在門口，明天垃圾便給人拿走了，垃圾多放在家裡一天，心裡就覺得不舒服。但在日本，家庭垃圾一星期才收集兩次，在英國，垃圾一星期、甚至是兩星期，才收集一次。香港人實在被寵壞了。
但是在某些方面，日本也很浪費，例如：你無論是上餐廳或是平民的食店，它們給客人用的全是即棄竹筷子。為甚麼它們什麼食具都不是用即棄的，卻偏偏要用即棄筷子呢?日本人講究包裝，買什麼東西都喜歡套上一個印有店名的膠袋，或者起碼加一張印有店名的紙，食物很多都是獨立包裝，獨立包裝之外還有包裝，非常浪費。有些大型超級市場不會免費給你膠袋，人們於是都自備購物袋，但大部份的商店都會贈送膠袋，在這方面，日本不見得比香港好。
我抵達京都的第一晚，隨便找了一家在我旅館附近的拉麵店吃晚飯。這是一家小店，店裡只有三名員工，一男兩女。我叫了一碗拉麵，那男店員負責煮麵，煮好後，他把它端給我，一邊走一邊說一大串日文，直至在我面前放下那碗麵，我估計他是說介紹那碗拉麵的話吧。根據我的觀察，光顧這店的人客不多，客人大概都是住在附近的街坊吧。他們店員三人沒事做的時候，並不閒談，只看電視 (那電視機放在店裡，也讓客人看的)，沒有煩悶的表情，也沒有疲倦的神態。一看見有客人進來，他們就立刻歡迎客人。雖然他們的工作是一件在香港人眼中的低下工作 – 廚師、服務員，他們對工作敬業樂業、工作認真、專心。這在香港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在京都乘巴士，除了有自動廣播報告站名、叫你注意上落車之外，司機也頭戴播音器，你下車時，司機會向你說多謝，但乘客卻一般沒有回應或向司機說多謝。這跟我在英國的經歷很不同，當我在英國東南部諾域治 (Norwich) 居住時，乘客下巴士時是主動向司機說多謝的，司機反而大多聽了都沒有回應。似乎在日本，司機說多謝被視為一種應有的工作態度，所以乘客聽了不回應。香港的情況則很特別 - 司機、乘客什麼也不說，你有你駕車，我有我下車。
我到日本是先抵達關西機場，然後轉到我在京都住的地方 - 京都市中心的北部。從關西機場到我的住處，由於交通有點轉折，我就選了從機場直接把乘客送到乘客指定下車點的小巴，它跟的士的分別就在於它會先湊合幾個乘客在一起才出發，然後到了京都市中心的中轉站再把乘客分流到各人的目的地。送我的司機有他的工作守則，他總是穿上白手套才幫客人把行李搬到車上，駕車的時候又一定頭戴著帽子和手戴著白手套，每逢乘客要下車、上車，他總把白手套先戴上，才替乘客打開車門。車子到了我住的民宿，沒有人在門口接我，他就替我打電話找房東，直到有人出來接我，他才離開。
我離開京都回香港的時候，也選用了這種小巴到關西機場。這次來接我的是一輛小汽車，那車按照原來約定的時間準時到達我的住處。那司機駕車的時候也是頭戴帽子，手戴白手套。路上他用有限的英文跟我聊天。原來他替這家公司已經服務了六年，這對香港人來說算是很長時間了，但對他來說卻是一段很短的時間，服務了三十年才算是長時間。他之前是自己做生意的 - 賣電器，後來生意結束了，就轉為做司機。他說時沒有悲傷，應該是已經接受了事實吧。他把我送到京都市中心的中轉站，我就在那裏上了另一輛已經停在那裏、還有其他乘客的小巴，前往關西機場。他的任務完成了，要把車子開走了。離開之前，他特意轉向我 (我那時已經坐在另一輛小巴上了)，拿下他的帽子，向我鞠躬，那時我才發現他已經滿頭白發，年紀都很大了，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要他向我這個比他年輕很多的人鞠躬，我連忙點頭示意多謝。送我的這兩位司機都很敬業，第二位更沒有因為自己的年紀和經歷而影響他的工作態度。
在京都，我選擇了一個遠離市中心的民宿居住。從這民宿走五分鐘便可到達鴨川河，候鳥在河旁休息，遠處是青山一片。雖然如此，河的一邊有一條車路，與它平行。車子絡絡不絕，那邊並不清靜。我住的民宿也接近一條車路，雖然不是一條大馬路，但每當車子駛過時，總帶來很大的噪音，我住進去的第二天便要求房東換房間，搬去一個較遠離車路的房間。
除了汽車駛過所產生的噪音之外，有時日本的巴士、火車等公共交通工具會不停地廣播說這是什麼站，請小心下車，不一會兒，又說下一站是什麼，請怎樣怎樣， 我就覺得很滋擾。但如果這些廣播不頻密，在日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是很靜、很舒服，因為乘客一般很靜，有的人會閉目睡覺，有的人會看書，有的人會用手機發訊息，也有的人會看手機的資訊，就算是談話，也會很輕聲。在日本，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講手提電話被視為不禮貌，一般日本人都不會做。對比香港巴士、火車上的「 路路通」等多媒體廣告和廣播，香港的情況真是難以忍受，再加上香港人去到哪裡也有大聲講手提電話的習慣，在香港乘公共交通工具簡直是受罪。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在香港駕車，不是為了方便，而是要逃避香港的噪音。
來到日本之前，我對日式庭園沒有多大喜愛，總覺得它太造作，太多人造堆砌的成份，不夠自然。後來我來到京都的銀閣寺參觀，銀閣寺是一座禪寺，它出名的是它的日式庭園，即是用假石、沙、人造水池和刻意剪裁的樹木所形成的庭園，特色之處是它的池前還特意鋪上一片沙石，弄成有波紋的，這與中國的庭園很不同。我參觀銀閣寺時遇上一個德國旅行團，導遊是一個日本僧侶。通過他的英文翻譯，我明白到日式庭園的作用是讓人在晚上來到那裏，坐在寺廟的觀景台上，面對著水池冥想、打坐。原來，日式庭園是為坐禪而設，是幫助人去冥想。
日式庭園除了有石景類、池景類之外，還有一種叫枯山水庭園，即是用沙代替真正的水，用沙石構成一種參禪的意境。京都的龍安寺便有一個很出名的枯山水庭園，它的園內鋪上沙，上面有幾塊石頭，分佈在不同的位置上。就這樣，遊客來到那裏，便定神去看，去苦苦思索這是什麼意思。其實，它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它只是製造一種環境讓你去思考、冥想。
我記得我今年年初去泰國清萊旅行時遇上一位泰國導遊，他可以隨時隨地冥想，不論是在山上、在家裡。冥想是一種個人的心靈修練，理論上在什麼地方也可進行，只是人有太多煩惱雜念，那麼一個清靜的環境可以讓人更容易冥想。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正身處京都市中心外的一個河邊，在一棵大樹之護蔭下，清風不時吹過，看著清澈的河水緩緩流過，聽著河水從高處向下流時發出的潺潺水聲，遠處是巒巒青山，河的兩岸，有人散步，有人跑步，有人騎單車經過，更有不少人在岸邊閒坐。這裡也是鴨川公園的一部分。身處這環境，我覺得這和日式庭園有異曲同工之處，也是一個清靜個人雜念的好地方，而且來得更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