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墾丁時，我的旅館後面有一家 “阿婆小吃店”，它只供應幾樣食物，全部都已經寫在掛牆的白板上。因為經濟實惠，平常都有不少人光顧。它的水餃最好味，是阿婆親自去包，饀料又夠多，其他食物就一般。我就貪它離我的旅館很近，光顧了它好幾次。

第二次光顧是在晚上，我來到店內，看見阿婆和一個穿上圍裙的阿妹正在包水餃 (在台灣，年老的婆婆叫 “阿婆” ，年輕的女孩叫 “阿妹”)，我初時以為她們是母女，因為樣子好像有點像，但她們面對著面，沒有說話，只是不停地包水餃，旁邊電視機開著，電視機的聲音在店裏迴嚮。

我第三次去光顧時，阿妹仍然穿著圍裙，前額的頭髮用髮夾夾著，一副工作的模樣。我點了吃的東西，她就進廚房預備。我吃的時候，店裏沒有其他客人，我就跟她聊了幾句。阿妹知道我是香港來的，顯得有點興奮，告訴我，她來了台灣兩個月，是從印尼來的，之前到過汶萊工作。她來台灣前受過家傭的訓練，包括學中文。我發現她能說幾句中文，主要是和工作有關的，但其它的中文都不會，她不是華人。店裏的電視機長開著，沒事做的時候她會盯著電視機，但只是盯著，她聽不懂。

我來台灣好幾次了，這是我第一次在台灣看到外傭，我想外傭在台灣並不普遍，她一定很寂寞了，在那裏沒有朋友，不像香港，到處都是外傭，可以很容易找到同鄉人。我決定第二天晚上，到墾丁夜市買點小吃給她，算是對她的一種關懷。 結果我買了一隻炭燒章魚，印尼味道的。交給她的時候，她連聲道謝。

回到我的旅館，跟旅館的女主人聊天，原來 “阿婆小吃店” 的阿婆就是她的外婆，她的外公有病，不能走動，所以請了一個印尼的家傭照顧。她解釋，在台灣，要請外傭，只是家裏有老人是不夠條件的，那老人還必須是殘廢的。後來我回到香港，上網找了一點資料，才了解到台灣人請外傭是很難的。外傭分兩種，一種是外籍幫傭，你家中要有三歲以下的三胞胎，或者至少有幾位老人或幼兒 (不同年齡的老人或幼兒有不同的分數，它們加起來要達到一定的分數，你才有資格申請外籍幫傭)，第二種叫外籍看護，是照顧殘廢的老人。那麼阿妹應該屬於外籍看護一類。

那天之後我再碰到阿妹，她正在店外洗東西，我便跟她聊了起來，她的中文不好，我們就用英文談。我問她，喜歡我買的章魚嗎，味道很辣吧。她說，很喜歡，她吃慣辣的。我就問她的情況。原來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十三歲，一個六歲。她很掛念她的孩子，平常就打電話或者發手機短訊給他們。她來台灣簽了兩年的合同，這兩年之內，她每一天都要工作，不得休息，換言之，這兩年之內，她都不能回家探親。她日常的工作除了做 “阿婆小吃店” 的勞務外，還要替阿公洗澡，工作辛苦，但沒辦法，她要賺錢。她一個月的工資有港幣四千多元，但她的頭一年，每個月只能收到台幣1000元 (等於港幣250元)，因為她要還給中介公司她來台灣的飛機票和申請費用。我聽了，覺得她的生活有點像奴隸，她和阿婆阿公一起住，每一刻都是工作的時刻，沒有休息，而且兩年的日子都是這樣，不能回家。再加上她不但要照顧阿公，還要做阿婆店子的勞務，這已經不只是看護的工作了。我叫她之後來香港做吧，起碼香港的外傭可以在星期天和公眾假期休息，一年還有七天大假。幸好，她不是那裏的唯一一個印尼家傭，附近還有兩三個，但願她可以有些同鄉朋友，可以互相照應。

阿妹很堅定，她要賺錢，她要成功，現在的辛苦還是要熬過去。勇敢的阿妹。

那天晚上是我在墾丁的最後一晚，我原來準備再到墾丁夜市買一點小吃給阿妹，途中突然下起雨來，我沒帶雨傘，便連忙跑回旅館附近，到了 “阿婆小吃店” 便進去了，叫了一碗湯麵。阿妹把麵拿上來，放在我面前，叫了我一聲 “阿姐”。我吃完，雨已經停了，我就回旅館。在旅館上網看了一點電郵，正準備回房間，我突然改變主意。

我衝出旅館，往墾丁夜市走去，我買了一串雞肉串燒，印尼味道的。回到 “阿婆小吃店”，交給阿妹。我不知道這天晚上之後，在墾丁還要過多久才會再有人關心阿妹。

離開墾丁的早上，我最後一次到 “阿婆小吃店”，最後一次吃她們弄的美味水餃。我跟阿妹道別，把寫上我的電話的紙條交給阿妹，她把紙條放在她圍裙胸口的袋子裏。

我走出“阿婆小吃店” 。我知道我只是一個過客，阿妹的生活仍然不變。每個人的命運都不相同。

現在沒有工作，回復以往沒有黑莓的日子，一天只是用電腦查看電郵一兩次，不再隨時隨刻查電郵、一起床就查電郵、一坐下來就查電郵、一有空就查電郵。沒有黑莓的日子，才發現原來黑莓改變了我的生活；沒有黑莓的日子，才重新體會甚麼是正常的日子。

奈何這世界的步伐越來越急促，用黑莓久了，人也漸漸遺忘甚麼是正常的日子。 

但今次卻很特別，這只是我在舊公司工作的最後一天，最後一次在舊公司下班，我走之前跟我的那位同事說再見，她問我：“要我幫忙拿什麼東思嗎?” 我笑說： “不用了，你送我回家吧。” 我只是說笑，想不到，她真的送我到辦公室樓下，還陪我在外面走了一回兒，直至我叫她：“你回去吧”，她才有點不捨的回去。她的不捨我很明白，她這幾天心情都不好，不只是因為我要離去，而是公司裏還有其他人離去，看著同事相繼離去，看著一個團隊變得支離破碎，離去的容易，留下的困難，留下來又感無助的是更難。

何喜華要說的是窮人在生活上面對的也只是窮人, 因此窮人會罵窮人, 窮人會憎恨窮人。社會對窮人缺乏包容, 連窮人本身對窮人也缺乏包容。

貧窮帶來的是一連串社會問題,包括家庭問題、吸毒問題、青少年問題,要解決最基本的問題,還是要通過提供教育和就業機會,讓窮人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改善生活。雖然如此,我們必須承認社會上有一群不幸的人,他們在年青時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今天社會進步了,需要的技能提升了,他們就被逼做低下的工作。他們沒有錯,他們只是不幸。

從新聞得知, 美國的University of Lousiana, Lafayette 廢除了哲學主修, 原因是愈來愈少學生報讀主修哲學。在美國, 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在選擇大學主修科目時, 著重的是讀完這科目, 學生的工作出路會是怎樣。 結果, 美國過去15年, 商科是最受歡迎的主修科目, 公眾健康、環境和生物科也愈來愈受歡迎。隨著亞洲經濟的發展, 美國人修讀中文及亞洲語文的學生也增加了。

根據加州大學(洛杉磯)每年對它的新入學生的調查, 1971年, 受訪的學生中有37%的人認為財政富裕是很重要的, 73% 認為開展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是很重要的, 到了2009年, 學生的價值差不多調過來: 78%的學生認為財富是人生目標, 只有48%認為要追求一個有意義人生。
 
香港這邊的現象更 “怪”。商科一直是大學最多人選讀的科目, 因為讀完後最容易找工作做。2008年, 金融海嘯來臨, 報讀商科的人數立刻下降, 科技大學下跌20%至1487人,與2005年高峰期有3382人報讀有天淵之別，浸會大學也下跌18%，嶺南大學及香港大學則下跌約7%, 同時, 報讀教師這有穩定收入的職業的學生大增, 首三志願（Band A）報讀教育學院的人次增一成。2009年, 受校園驗毒等事件影響，再加上社工是專業人士, 工作相對穩定, 於是便吸引了不少學生報讀社工課程, 競爭最激烈的是城市大學社工課程, 平均五十一人競爭一個學額, 吸引逾三千人報讀。香港的學生真是短視得可憐, 今天市場賣甚麼菜, 明天就去讀那些菜。

其實我們也不能只懂得怪責學生短視, 香港的僱主何嘗不是同樣短視? 他們只問你有無相關的經驗, 有多少年, 做過多少交易, 做過甚麼交易, 你的性格、喜好、其他等等, 他們都不想知。

香港的大學一向以實用科目為主, 人文科學除了一些基本的科目外便沒有其他選擇, 較為冷門的就只有中文大學的人類學系, 至於考古學、發展學、女性研究等, 統統欠奉。

我去泰國參加考古活動時, 遇上一群來自澳洲和紐西蘭的考古學生, 問他們讀完後做甚麼, 他們就回答會做研究, 似乎沒有擔心這些非實用科目的出路。我真的羨慕。一個社會需要多元化的發展, 人也需要多元化的發展, 香港只看重金融、炒股、炒樓, 可悲, 可悲。

他年輕時曾經加入共產黨, 後來發現共產黨宣揚的理想世界根本不存在。他懂字, 共產黨叫他寫批鬥地主的死刑判決書, 要他寫死刑的原因是地主, 他不明白為甚麼只是地主就要判死, 但他沒有反抗, 照寫。後來來到香港, 一個自由的地方, 他再不回去國內, 一個他認為仍舊是專制的地方。

主持人問他, 為甚麼他總是笑哈哈, 可以放下一切? 他反問, 他本來就沒有東西, 又何需放下? 他解釋, 每個人都有一次是沒有東西, 就是出生的時候, 但他有多一次機會, 他二十多歲來香港, 甚麼都沒有, 那時他可以吃一盒叉燒飯, 紅色的叉燒, 白色的飯, 再加上醬油, 吃下去簡直就像上天堂。人本來就沒有東西, 現在他有的, 他認為都已是白拿的。你也有同感吧, 但你能否把這體會融入生活裏?

他可以笑哈哈, 因為他認為別人說的如果是事實, 你不用發怒, 別人如果是胡說, 你不用理會。道理淺顯吧, 但你做得到嗎?

他不想長壽, 人生七十古來稀, 他只想安安樂樂地離開這世界。安樂死是他想要的, 他不想你祝他健康。

如果把快樂指數和預期壽命結合來計算, 用0-1分的快樂指數乘以預期壽命來計出 “快樂年數” (happy life years), 哥斯達黎加的得分也是最高, 在一生人中, 有66.7年是快樂年, 香港屬於中等, 有49.2個快樂年,  坦桑妮亞最低分, 只有12.5個快樂年 (詳見 http://worlddatabaseofhappiness.eur.nl/hap_nat/nat_fp.php)。

另外也有一個結合快樂評分、預期壽命和生態消耗三樣東西的指數, 叫  “快樂地球指數” (happy planet index), 顯示消耗地球資源所換取的 “快樂年數” 。 這方面, 哥斯達黎加也是得分最高, 有76.1 分, 表示這國家最能在減少破壞環境的情況下而獲得快樂, 香港有41.6分, 排行 84 (詳見http://www.happyplanetindex.org/learn/download-report.html)。

1949年哥斯達黎加解散軍隊, 把資源投放在教育上, 文盲只有3%。 這國家也著重生態資源保護, 1997年已引入碳排放的徵稅, 也是生態旅遊的先鋒國家。

哥斯達黎加的英文名稱是Costa Rica, 即是Rich Coast (富裕海岸) 的意思。 這國家經濟上並不富裕, 但國民的心靈可能比很多發達國還要富裕。

哥斯達黎加令我想起不丹, 一個提倡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國民快樂指數) 、重視國民心靈富足的亞洲國家。這國家為了減少環境破壞, 一直限制外國人到當地旅行, 並且早於1999年便開始禁止膠袋的出售和使用, 比香港的膠袋徵費政策還要撤底, 還要早十年。

相比香港, 香港現在已變成一個很功利的社會, 聽吳昊說, 香港五、六十年代, 經濟還未發達, 每個人都為理想拼命, 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密切, 生活和諧。今天, 香港人以個人、家庭為中心, 眼光狹窄, 只顧個人利益, 沒有人情味。 香港人被經濟的重擔、生活的壓力壓得喘不過氣。香港人, 你快樂嗎?

高錕的老人痴呆症現在到了中等偏嚴重的階段，已經無法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意思。 當高錕的妻子黃美芸談到高錕的病情時，談到傷心處，不禁傷心落淚，身旁的高錕，想安慰她，但說出的話只能是零零碎碎的詞語，無法表達他的心意，他只好情深地看著妻子，撫摸著妻子的手……

以下節錄訪問的內容:

李小薇問黃美芸: 你覺得高錕跟以前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黃美芸: 最大的分別是說不出他想說的，因為忘記了那些詞語。最大的問題是無法聊天。 [注: 黃美芸曾說， 她跟高錕戀愛的時候甚麼都說，說有關世界的事、小時候的事…… 總之他們在一起就有很多話說]

李小薇問黃美芸: 他有些東西，你覺得他很想跟你說?

黃美芸: 對，平時跟他說話，看見他想說一些東西，但說不出來。可能有些東西在他腦裏或心裡，他想說出來，但說不出來。

黃美芸轉頭問高錕: 是這樣嗎?

高錕: 無呀…… 無…… 真的…… 我沒有甚麼事…… 無呀……

黃美芸: It is okay.

高錕: It is okay. It is okay.

李小薇問黃美芸: 你覺得高錕還記不記得你是誰?

黃美芸轉頭問高錕: 你還記不記得我是誰?

高錕: 誰呀?

黃美芸: 我呀。

高錕: 你呀……

黃美芸: 我是誰?

高錕: 我知道你是……

黃美芸: 你知道我是誰?

高錕: 對呀。

黃美芸: 那挺好。

高錕:  That’s a little thing.

黃美芸: 你遲早不會記得我，對嗎?

高錕:  No… No… You are definitely should be…

黃美芸: 那挺好。

李小薇問黃美芸: 現在照顧高錕最辛苦是什麼?

高錕: 我想是……

黃美芸: 不要問，不要問。

高錕:  I think it is… there is no zero thing … it is no big thing… it is all something in it… and it is… don’t worry about it… [高錕撫摸著妻子的手]

[黃美芸落淚]

高錕: [仍然撫摸著妻子的手，看見妻子擦淚，面轉向她] Please, this is not…

周兆祥認為地球的資源耗用現已到了緊急關頭， 現在談環保，談減少使用膠袋，談減少空氣污染等，已無法解決問題，人類現在只有漸進式退回以前的生活，這世界才有得救。 例如要大幅減少碳排放， 香港需要從現在起， 每天由幾千班航機升降減到八十班。聽到這主張的人一定會問， 這怎可以? 人們不出國? 航空公司倒閉? 要放棄現有的舒服和便利，人類做得到嗎? 看看剛剛結束的哥本哈根的氣候會議，大家就知道要各國團結起來挽救這地球是多麼的困難，每一個國家都不願犧牲自己的利益，到頭來全世界的人就會一同受難。

周兆祥現在對中國在環保和環保科技方面很樂觀，認為中國有望在這些方面成為世界的龍頭。我就看不到中國和其他國家有甚麼不同，全世界都在發展，發展中的國家拼命發展， 已發展的國家則繼續消費，要放棄發展， 放棄消費， 談何容易? 人的自私和貪婪正催使人類不斷耗用地球的資源，人類正邁向滅亡。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承受著破壞地球的苦果，看看各國的氣候近年是如何變得反常，夏天比以往更熱更長，冬天則比以往暖。更不幸的是地球還未滅亡前， 我們還有其他的危機隨時爆發 – 核戰、 核洩漏、 戰爭、 生化武、 不停變異並且愈來愈惡毒的病毒……

周兆祥五、 六年前想過離開香港，把推動綠色生活的工作放下來，因為香港人頑固不化，但他最後選擇了繼續留在香港，節目主持人問他為甚麼，“不忍心”，他說，然後哽咽。雖然大眾認為他是一個怪人，因為他自己耕種，所有家具是別人不要的，所有衣服是舊的，所有的東西都是用完後再用，但他還是不忍，不忍看著香港人繼續揮霍、 自我毀滅， 於是他辦講座，教人素食、 斷食、 手療、 心靈修練等。

他提到，當他還是小的時候，那時還是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每逢十一、雙十國慶， 他都一個人拿著一支蠟燭走到一個房間，對著蠟燭哭，“中國太慘了”，他哽咽地解釋。

能夠排除世人的眼光， 堅持自己的信念， 過自己信奉的生活， 這並不容易， 能夠對世人存悲天憫人的心， 更是難得。